汉军各部兵卒,特别是凉州军兵卒的变化,皇甫嵩自然有所察觉,一番思索,其第一时间,派人招来伏泉,商讨安抚事宜。
接到传令,伏泉当然也是猜出几分皇甫嵩传召自己的用意,他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,当即喊了身边数人一同前往皇甫嵩所在的下曲阳县县署。
只是,伏泉的心中,也是有几分揣测,按理这安抚诸军,皇甫嵩一人前去就可以了,以他如今槐里侯、冀州牧的声望,诸将肯定更信服他才对,自己这个副将虽然有着战功和资历,但是其实去了也插不上什么话。
前番自从皇甫嵩被朝廷封为冀州牧后,因为天下各地抽调而来的汉军,尚未封赏,依旧云集下曲阳县城,其本人也未往冀州刺史部的治所邺城,而是一直呆在下曲阳县城处理州内公务。
这也苦了下曲阳县城内的一众官吏,州郡最高长官在这,他们这些刚刚在汉军平定太平道黄巾蛾贼后,才被选拔来下曲阳县城上任的官吏,自然不敢大意,对皇甫嵩照顾周到之极,生怕惹怒了这位大汉名将的直属长官。
后世很多人会曲解州牧制度,甚至传出了刘宏允许刘焉重开州牧制度,造成了汉末诸侯混战的主要原因,其实这是错误的。
州牧制度自古有之,其名自前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,“罢部刺史,更置州牧”时,便已有之,此为汉代州牧之设的开始。当时丞相高陵侯翟方进以为:《春秋》之义,用贵治贱,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位下大夫,而临二千石,轻重不相准。乃奏罢刺史,改制州牧。
其后至哀帝建平二年时,阳乡侯朱博在为御史大夫时,仍奏复刺史,因此复改为刺史,到了元寿二年后,又复为州牧,王莽时也依旧置州牧,期间州牧制度一直沿用到本朝光武帝建武十八年。
光武帝刘秀因为天下已定,需要削弱地方,加强中央集权,减少州郡长官权利已成必然,故而下令“罢州牧,置刺史”。但刘秀依旧置刺史十二人,其制比西汉稍异,不过从称谓上又恢复了西汉武帝时的叫法,直到如今,平定太平道后,大汉又重复有州牧之设。
此时虽然大汉依旧使用刺史之位,但并不是说不置州牧,一般而言,非重大特殊情况,朝廷依旧会用刺史之位治理一州。然而,太平道黄巾蛾贼祸乱天下,差点覆灭大汉的江山社稷,冀州为太平道谋反主谋张角三兄弟的大本营,若以刺史之职治理冀州,明显欠缺力度,因此此时皇甫嵩便因时而宜,被大汉朝廷授予了冀州牧之职。
至于以后刘焉建议开设州牧,只不过是为了明确了选用列卿、尚书担任州牧的建议而已,当然刘宏自然也知道完全使用州牧治理一州的弊端,因此初期,刘宏在批准“重置州牧”后,先后也只是批准三个州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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